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溢出效应与动态相关性

在DCC GARCH、DCC EGARCH、DCC TGARCH方法下,采用中、美、日、德、英等国家1993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金融数据,实证得出如下结论：样本国市场利率和股指波动率呈现尖峰、肥尾、有偏的特征,更为符合t分布。样本国市场利率波动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杠杆效应和联动效应。样本国股指波动率对中国股指波动率的溢出效应趋于增强,特别在美国金融危机后。样本国利率波动对中国股指波动率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和杠杆效应,但影响程度非常低。治理世界性金融风险,各国当局应加强政策协调性,合理进行风险分担。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负效应分析

劳动力作为生产的重--素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古典贸易理论,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了我国对外贸易依靠国内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的长期繁荣发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日益显著,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通过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及其负面效应、正面效应的分析,认为我国应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     

运用波浪理论对上证指数的实证研究

利用波浪理论判断指数的总体趋势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运用艾略特波浪理论研究上证指数并利用历史数据,研判上证指数每一个大的循环起点和终点及其总体的趋势,旨在将其应用于证券市场并指导投资。自然的波动韵律是艾略特波浪理论的本质,对其加以利用可获得投资效益。     

高速铁路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高速铁路开通对居民消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速铁路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周边地区的高铁运营对本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高速铁路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呈倒U型;(3)周边地区高铁通过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旅客周转量来促进当地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为此,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居民消费的空间依赖性来改善各地区居民的消费,完善和优化现有的高铁网络,以高铁发展带动消费水平提升,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宜的消费环境。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物价传递效应:多结构变化协整回归分析

现有研究物价传递效应的文献以线性模型为主,甚少关注物价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变化,本文在充分考虑我国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冲击的条件下,利用最新发展的多结构变化协整回归方法考察了1994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物价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物价传递效应分别在1998年8月、2002年10月、2005年8月及2007年7月发生了四次结构变化,传递效应虽总体趋减,但2007年7月后出现了反复,且符号也发生了改变。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玉米蛋白粉中高毒有机磷农药残留测定及基质效应研究

建立同时测定玉米蛋白粉中高毒有机磷农药甲胺磷、甲拌磷、毒死蜱、甲基嘧啶磷残留量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样品经乙酸乙酯提取,用中性氧化铝和活性炭作为净化剂,采用DB-1型毛细管色谱柱及FPD检测器检测,并对检测中的基质效应现象进行研究。利用阴性样品空白基质配置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分析时,发现不同农药在玉米蛋白粉中的基质效应程度不同,其中个别农药在基质中受到保护。本方法避免了保留时间漂移、检测结果假阳性和峰型拖尾的问题,结果表明,测定4种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线性范围均为0．1-0．5mg／L,相关系数为O．9974-0,9989,检出限为0．001-0．009mg／L,3个水平的加标回收率为80．20％．92．40％,相对标准偏差为0．70％．5．47％。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时期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政策选择

新时期我国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启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过去30年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基础上,针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及下一阶段的政策路径选择.文章认为,释放内需市场、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和提倡低碳城市是我国新时期城市化发展的基本途径.